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是列宁、托洛茨基这两位十月革命的领袖都宣称并引以为自豪的事。在1917年7月底（文中日期均为俄历）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用“武装起义”的口号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响和赤卫队攻打冬宫的场景，是这场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这是对十月革命最严重的误读。
十月革命不是单纯的武装起义，更不是少数革命家精心密谋策划的冒险。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主要原因是：只看使十月革命获得成功的最后一步，忽视了它的过程；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对它的领导，忽视了苏维埃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是政治局多数派，后是斯大林，为了将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排除在外而对历史做了篡改。但是，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著作，至今还只说是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去年央视播放纪念十月革命89周年的专题片仍说是列宁下达了攻打冬宫的命令。其实，在10月24日夜（也很有可能是在10月25日晨，因为托洛茨基在回忆十月革命时，提到一个细节，10月25日早晨，他和乔装的列宁坐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屋子里谈话，前来参加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唐恩和斯柯别列夫经过这里时认出了列宁。据此判断，列宁应该是刚刚抵达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卸装。如果他是在10月24日夜就来到斯莫尔尼宫的话，那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城市，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列宁乔装（他当时仍受临时政府的通缉）来到斯莫尔尼宫时，彼得格勒大部分已经处于赤卫队和起义的军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差对被包围在冬宫里的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的几个部长和保卫他们的二三千士官生和军人进行最后一击了，克伦斯基已化装乘美国使馆提供的汽车逃走。
斯莫尔尼宫是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及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而是以苏维埃的名义发起的。具体领导十月革命的就是后来备受诅咒的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把他指挥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宫的小房间比喻为舰长的舰楼，足见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弹炮击冬宫的也是托洛茨基。就是在十月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大量革命工作也是通过苏维埃进行的，尤其是在七月事件之后，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逮捕而隐藏起来，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机关被捣毁，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以“武装起义”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由于列宁不能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公然反对武装起义，斯大林则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在此期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的积极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把十月革命与苏维埃割裂，斯大林才能说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并以托洛茨基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而否定他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又以他本人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把自己封为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则反驳说，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委员会是协助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他没有必要两次加入同一个组织。
为了搞清十月革命的性质，必须研究十月革命的全过程才能判断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凭的是它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还是完全依靠武力？胜局是整个过程奠定的，还是单纯诉诸武力的结果？为此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二月革命和其后产生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后列宁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一、二月革命与苏维埃、临时政府双重政权
二月革命与苏维埃 国内版的《世界通史》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在领导群众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仍被关押在监狱里或在流放中，所以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了苏维埃的权力。这是按照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的。事实并非如此。
二月革命是工人自发的起义，它从彼得格勒面包危机开始。世界大战进行了将近三年，劳动群众已经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沙皇政府把彼得格勒的面包师征召入伍，加剧了面包供应的紧张。这首先引起了彼得格勒妇女的不满，在三八妇女节（俄历2月23日）那天，她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的口号。各工厂工人纷纷响应。政府派警察和军队镇压，但军队支持罢工工人，甚至把枪口转向镇压工人的警察。27日晚，起义的工人、士兵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继承了1905年革命的传统，建立了苏维埃及其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自发的革命，但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它的领导。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需要，农民在革命爆发之前就被组织到了军队中，他们以其庞大的数量排挤了无产阶级，并把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作为自己的领袖。苏维埃的领导权于是落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的手中。苏维埃从诞生伊始，就履行了政权职能，它选举了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临时粮食委员会，剥夺沙俄政府官员的财政支配权，立即向国家银行、国库、铸币厂、印钞厂派出革命警卫。
临时政府的产生 然而，这些领袖却不认为应该由他们掌握政权，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享受胜利的果实。于是产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当时，接到沙皇解散杜马诏书后建立的杜马临时委员会，面对这一沉重的打击和爆发的革命不知所措。此时，新建立的革命政权――苏维埃却主动走到他们面前，坚决要求他们组阁掌权。杜马主席罗将柯惶恐地问，这不是造反吗？杜马议员苏尔金安慰他说，这不是造反，劝他以臣民的身份掌权，总得有人接替逃走的大臣，如果暴乱平息的话，皇上任命了新政府，就把政权还给他，如果暴乱平息不了的话，他们不掌握政权，别人就会掌握它。杜马领袖商议良久，最后才由米留可夫出面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他们同意掌握政权。这让后者长出了一口气（См. Л.Тро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1,стр,189,из-во Гранит, Берлин,1933г.）。
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就这样产生了。这个政府和后来的几届联合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对外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对内拒不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些资产阶级领袖认识不到，自发地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群众不像苏维埃领袖那样“自觉”，不认为把政权交到资产阶级手中，革命就成功了。不，他们有十分具体又迫切的目的，那就是在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因此，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短短8个月期间，发生了四次政府危机。
于是出现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双重政权并立的现象。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虽然他们主动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并支持这个资产阶级政府，但他们毕竟承受着代表民意的苏维埃的压力，要对政府的政策和活动进行监督。然而政府却千方百计地要摆脱苏维埃的监督。无论是以贵族、大资产阶级为主的第一届临时政府，还是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几届联合政府，都一样。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总理后，情况变得更糟。总理和部长们都不履行对苏维埃大会做工作报告的责任。
临时政府不仅不解决上述诱发革命的问题，而且表明自己要把战争进行到底，不顾不愿意打仗的军队和人民，继续在战场上发动进攻，还把农民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称为无政府状态，声称要严加惩处。粮食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也日趋恶化。
二、苏维埃内部力量的消长
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内部的少数派。在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多数人是支持临时政府的。3月28日，在列宁回国前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惟一领导者，是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他又宣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反对列宁的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四月提纲》。他在《论列宁的提纲》中写道：“国内局势就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和立宪民主党必然会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以推翻资本的断然措施妨碍工兵苏维埃的这项工作，从科学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Л.Троцкий,Сочинения, т.3, часть1,стр.371,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1924 г.）。
列宁回国后，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布尔什维克领袖准备在苏维埃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然而是民主斗争而非武装起义的道路。列宁还在苏黎世时就说过：“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少数人夺取政权”（《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列宁把那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工作归结为“耐心向群众解释”。这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想通过民主斗争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它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相信苏维埃民主制度会使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多数，从而为在自己政纲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提供条件。
布尔什维克以什么方式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呢？它向群众耐心解释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坚决主张立即停战，把土地分给农民。它的主张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而且它的主张是出自它的政纲，不是蛊惑人心或政客收买人心的手腕。它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主张而与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苏维埃多数派”进行斗争，最终使自己成为苏维埃中的多数的。这一过程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靠的是一批杰出的鼓动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他在现代马戏场为彼得格勒广大底层群众演讲时的情况：他每次进入挤得水泄不通的马戏场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有时甚至是被举上讲台。群众聆听革命讲演，就像婴儿吸吮母亲的乳汁。演讲结束后，他的退场比入场更加困难，往往由“无数手臂把我抬起，在大众头顶上浮向出场口”。
托洛茨基在总结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时说，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临时政府没有立即停止战争，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如果他们能在这两点上满足人民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就没有机会赢得多数，即便能够获胜，也维持不了多久。
有人会说，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后就明确地放弃了民主斗争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代之以“武装起义”了。这是史实，但说从此布尔什维克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数人的冒险夺取政权的，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间，还有一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最终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
七月事件也证明列宁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发地表达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抗议，而且士兵手持武器进行武装示威。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时机不成熟，对示威群众循循善诱，竭尽全力使游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范围内。
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他们的出版物，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沙皇时代那种非法政党的状态。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到芬兰，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被关入监狱。那时，失去合法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确实没有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不仅如此，连二月革命后就一直存在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也终结了。
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深得克伦斯基信任和依赖、并被他提升为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打破了这种局面。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请求尚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等率领群众保卫彼得格勒。粉碎暴乱后，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合法政党的地位，继续为赢得苏维埃的多数进行民主斗争。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有效投票为三百五十五万张，社会革命党得票二十多万张，减少了三十七万五千张，立宪民主党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1/5，孟什维克只得到可怜的二万三千张，布尔什维克得票增至二十万张。而在6月初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了5/6的选票。9月23日，在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时，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13人、社会革命党6人、孟什维克只有3人，社会革命党人中还有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了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
俄国首都的情况是这样，在外地又如何呢？在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晚会上，布哈林说：“（列宁的）信（敦促夺权――笔者注）写得太尖锐了，并用种种惩罚来威胁我们，我们大吃一惊。还没有人这么尖锐地提过问题……开始时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后来经过协商，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销毁列宁的信。也许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虽然相信，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无疑能成功地夺取政权，但我们认为，在外省我们还维持不下去，如果我们夺取政权，解散民主会议，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的所有其他地方巩固自己”（Там же, том2,часть2, стр.147-148.）。这也是后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反对十月革命的理由之一。
从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历届政府的组成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决定的。在布尔什维克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后，理应由它来组成政府，实施它的政纲。何况此时的临时政府空有权力的表象，实际上已经气息奄奄。苏维埃的妥协派也消耗尽了他们的二月革命的资本。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这样描写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衰落：“如果揭去骗人的表象的话，政府的每次重组都与群众运动背道而驰。从一个政府到另一个政府的过渡都充满了危机，它每次都变得更加长久，带有更加病态的性质。每个新的危机都消耗掉政府的部分权力，削弱革命，使统治者士气低落。头两个月，执行委员会无所不能，甚至能指名让资产阶级当政。在其后的两个月中，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一起还能干不少事，甚至能在前线发动进攻。在执行委员会软弱无力的情况下，第三届政府还能粉碎布尔什维克，但不能把此事进行到底。第四届政府是在最长久的危机之后诞生的，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刚刚诞生，它就奄奄一息，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Там же,стр.387.）。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组成它的政府，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临时政府不是民主法制政府
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并非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也许是由于俄国君主专制历史的影响，资产阶级和地主渴望强有力的专制政府，苏维埃表达的民众的要求和它对政府的压力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渴望。早在二月革命前，他们就讨论过建立军事专政的设想。立宪民主党领袖尼・维・涅克拉索夫认为，只有把政权交给一个有威望的将领，才能控制局势。在四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曾试图建立军人专政。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拉・格・科尔尼洛夫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往塔夫利达宫，企图用武力镇压工人、士兵的行动。但被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劝阻。
四月事件导致第一届临时政府垮台，组成了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人员结构虽然有了变化，但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性质没有变，在和平与土地问题上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摆脱苏维埃对政府的监督和限制，是后来历届临时政府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的目标。
新内阁口头上满足人民的和平要求，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6月在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欺骗和进攻的惨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了转移视线，政府诬陷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为德国间谍，把进攻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它依赖暴力，对人民的不满进行镇压。政府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调动忠于它的军队镇压自发示威的工人、士兵（即七月事件），而且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查禁了它的报刊，从而结束了二月革命后开始的民主时期，政府成了赤裸裸的专制政府。
镇压布尔什维克实质上是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同时也破坏了军队、工厂和农村的民主组织。所有这些都暴露了克伦斯基政府反人民的暴虐专政的本质。
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在改组后的内阁任总理，还保留了陆海军部长一职。此后的临时政府专制制度中，又增添了克伦斯基独裁的因素。为了独裁，他更加依赖军队。他提拔任命科尔尼洛夫将军为总司令。
克伦斯基为摆脱把他推上权力宝座的社会革命党的羁绊，开始着手清除通向他独裁道路上的障碍。他在米留可夫等人的协助下，清除了苏维埃的残余，还取得了组建和改组内阁的权力。在此应该补充一句，克伦斯基的独裁愿望与资产阶级和地主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个人独裁政府的要求相吻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7月23日，他组建了新内阁，从此时到十月革命前的短短的3个月中，他频频改组内阁，切尔诺夫认为，他的改组原则是把所有有声望和有个性的人物（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逐出政府，用平庸、没有主见的人代替他们。他的惟一目的，就是保证自己的无限的权力。
克伦斯基利用科尔尼洛夫叛乱，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之机，要求其余所有部长辞职，开始独掌国家大权。为了掩盖独裁，他任命四个心腹组建了一个执政内阁。至此，克伦斯基建立个人独裁政权的愿望已经实现。然而，他得到的只是权力的空壳，它只能满足他的虚荣的权力游戏：独自一人颁布关系国家生活的命令，以个人好恶任免官员。他自认为国家兴亡系乎他一身，耳边响着令他陶醉的阿谀奉承之词：祖国的拯救者、民族英雄等等。在这个权力顶峰的假象背后，是众叛亲离，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唾弃他，连曾经支持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谴责抵制他。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失败之后，他的命令已经失效。
9月18日，克伦斯基为了显示他的力量，出人预料地颁布了解散波罗的海舰队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水兵回答说：“解散波罗的海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是非法的，不能执行，要求立即撤销”。克伦斯基无计可施，在苏维埃的协调下，他于三日后收回成命。驻芬兰军队、舰队、俄国工人委员会以地方政权的名义扣留了政府的运输货物。克伦斯基威胁逮捕苏维埃委员。该委员会答复说：“州委员会平静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战”（Там же, т.2, часть2,стр.81.）。
在面对布尔什维克起义威胁时，他企图征调私人车主的车辆，但一辆车也没有征上来。政权无非是对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支配权。从这个角度说，克伦斯基政权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就垮台了。克伦斯基无力调动军队保卫他的政府。本来承担保护政府责任的卫戍部队公然站到苏维埃一边，拒绝政府和军区司令部将它的几个团调往前线的命令。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卫政府的部队中，步兵第17师在途中得知派他们前往的目的地和目的后，拒绝前往。在温登，有两个团反对派他们去镇压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零星部队，再加上一个主动前来的妇女突击营，总数只有三千多人。
像依赖军队、内务部和警察严厉镇压人民的克伦斯基个人专制一样，地方政权也上行下效，频频要求上级机关为他们派兵镇压当地的骚乱。军队不愿意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地方政权也开始迅速崩溃。特派员们害怕丢掉性命，纷纷弃官逃跑。波多利斯克省的特派员H・A・斯特拉霍夫写道：“所爆发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政权的崩溃和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这场龙卷风是阻止不住的”。
这一切表明，克伦斯基的政权在十月革命前就垮了。十月革命仅凭以工人赤卫队为主的三万多人就推翻了临时政府，而且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方政权也都转到了苏维埃手中；这一政权更替过程不仅未曾爆发全面内战，而且连局部武装冲突都少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对无法夺取全国政权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从十月革命的全过程来看，早在起义发动前，临时政府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临时政府的垮台就意味着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占多数的苏维埃的手中，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最后的武装起义是可有可无的行动。托洛茨基说：“卫戍部队充满信心地走向起义，而且并不认为它是起义，而只是实现苏维埃主宰国家命运的无可争议的权力而已”。
所有事实表明，无论过去，还是在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的了解还不够，缺乏客观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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